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已经“箭在弦上”。专家认为，改革的主线是进一步完善分税制，重点涉及政府间财政关系，如各级政府间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收入划分、转移支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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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高培勇看来，“新”说明即将推出的改革内容与以往不同，“一轮”则说明了这不是零敲碎打的改革，而是在一套完整的指导思想基础上的系统性改革。“从加快当下经济恢复进程出发，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应首先盯住相关行为主体关切，将着力点和着重点放在稳定相关行为主体预期、激发相关行为主体内在动力和创新活力上。”高培勇说。
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被认为是我国数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制度基础之一。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其中，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被称为财税体制改革中“最难啃的骨头”。
“应深化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强化中央政府职责，减轻地方政府支出压力。”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认为，从国际经验来看，我国中央政府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显著低于其他国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发展阶段的转变，中央政府应在促进社会公平、环境保护、区域协调发展、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等领域发挥更大作用。
近些年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取得进展，央地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及教育等分领域改革方案已出，2022年中央还发文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工作。
如何健全地方税体系被认为是进一步完善分税体制的关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税收研究中心主任杨志勇称，需要重新认识地方税，只要是归地方政府支配的税收收入，就应该算是地方税，健全地方税体系也应该在此基础上进行。未来地方税体系的健全还取决于税制改革的进展。有什么样的税制，就会有什么样的分税体制与之相对应。
作为我国第一大税种的增值税或迎来重大改革。去年8月增值税法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按照立法计划将在今年底三审。同时，今年预算报告中提出，要推动消费税改革。这也意味着，后续会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适时推动消费税改革和立法进程。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还要解决一大问题，即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为配合1994年分税制改革导致地方财力变化，中央开始设立转移支付制度，当时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仅几百亿元，而近两年这一规模已经超过10万亿元，其中2024年预计为10.2万亿元。
杨志勇表示，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对于地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可支配财力，促进了地方财政的可持续运行。例如，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解决了一些地方基层“三保”财力不足问题。他认为，转移支付不只是简单的中央给地方财政资金，更重要的是应该确立起一套能够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积极性的转移支付体制。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应该各归其位，发挥各自优势。
与之前的财税体制改革相比专业的股票配资，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更加复杂且多元。罗志恒说，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既要解决短期面临的宏观税负下行、财政紧平衡、地方债务风险等问题，更要站在国家治理和国家战略的高度，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统一大市场、促进共同富裕、统筹发展与安全等战略任务，构建新的财政和税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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